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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地方·實錄|上海之聲:近四十年來,聲音的消費和功能

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整理

2019-04-06 12:37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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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市政廳”欄目與第12屆上海雙年展共同發起的城市項目“你的地方”,在2019年1月27日進行的平行活動“上海之聲”中,邀請了四位資深的藝術家、樂評人。他們熱愛音樂和聲音,開放地接納聽覺的趣味。通過他們的講述,可以經由音樂這條線索,回顧不同時代下潛滋暗長的公眾情緒,領略上海這座城市隱秘的歷史片段,并思考聲音與繪畫等藝術形式之間的通感是如何達成的。
現場以四位藝術家、樂評人輪流對談,并插播聲音與影像片斷的方式展開。下半場主要從文化消費展開,聊聊近四十年以來上海的音樂產業,比如身體與音樂的關聯、商業社會中的音樂,以及當下音樂及聲音的功用。
1979年的上海街頭采訪(01:41)
這就是1979年的上海。改革開放之后,這座城市還是很快地又順利接軌了時代。
墨墨:
剛才這段片子中,很多人會覺得,當時人的英文好像沒這么好。但有人英文說得好也很正常。上海一直是一個東西方交匯的城市。一旦改革開放,那種骨子里的、想要融合的東西又回來了。
比如John Denver。這一段應該不是安排好的。因為John Denver到上海來開過演唱會,還為上海寫過一首歌《Shanghai Breezes》。之后不久就去世了。這樣的人,對上海影響非常大。
改革開放之后,對中國內地的人來說,當時最容易得到的,就是來自香港的這些東西。
《上海灘》,葉麗儀
《上海灘》這個電視劇的收視率,今天是無法想象的。葉麗儀演唱的主題曲,也因為電視劇熱播,傳遍大江南北。上海大多數人說上海話,但當時街頭巷尾一直聽到有不那么標準的廣東話唱“浪奔浪流”。我媽是廣東人,所以我會說廣東話,雖然聽到身邊的人唱廣東歌不標準,我還是覺得這是很有趣的現象——《上海灘》,一首粵語歌代表了上海。
另外,剛才說到,上海1949年前的工商業,包括電影、金融等,都是廣東人撐起來的。1949年有大量人到了香港。改革開放后,一些人作為親戚回來。我小時候就非常盼望香港的親戚回來,能給我們帶好多東西。上海有很多這樣的香港親戚,帶回來吃的穿的,也帶回來鄧麗君、譚詠麟等等的音樂。
《萬里長城永不倒》
《霍元甲》是亞洲電視拍的,是在香港拍的,包括霍元甲到虹口的那段。上海人很接受。因為我們當時沒有技術拍出那么現代、能引起那么多共鳴的東西。另外,香港人跟上海有那么多的聯系。今天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上海當時接受香港的東西,還是在面對“外來文化”,跟1949年前是完全一樣的。
白貓洗衣粉廣告
這個廣告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白貓洗衣粉是上海上世紀40年代誕生的國貨,解放以后是上海家化的產品。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電視臺播的白貓洗衣粉的廣告是用廣東話唱的。《上海灘》、《萬里長城永不倒》還有白貓洗衣粉的廣告,這三首歌對80年代初的上海來說,是天天滾動的聲音。
當我們剛打開國門接受外來文化時,利用了關系最密切的香港的音樂。它是建立在粵語上的,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香港流行音樂開始進來,比如譚詠麟這些人。上海成為內地不說粵語的地方中,消費廣東歌最厲害的城市。這個狀況一直持續到1996、1997年。香港歌手到上海開演唱會,發現一定要唱廣東歌,上海的聽眾才會買賬,而到其他城市開演唱會就不需要唱那么多廣東歌。剛剛改革開放,我們接觸到的音樂,就是香港來的,基于廣東話的。
回過頭來說,我們是不是用上海話唱歌?我記得,最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左右,傅子明唱的《做人難》是用上海話,用流行音樂的形式去唱的,但有點像上海說唱。用上海話唱歌,大家總感覺像是滬劇,有種戲曲的感覺。我不清楚,這是不是因為小調式,或是五聲音階為主的原因,還是這種方言本身唱出來就是這種感覺。
廣東話是一種方言,廣東歌也有一部分源流是從戲曲過來。有很多上海人用上海話去唱歌創作,但上海歌就是沒有出來。這可能有很多原因,我們也說不清楚。
到廣東話的歌或是臺灣地區的流行音樂或是歐美流行樂慢慢成為平民歌迷的消費的時候,上海當地的這些流行音樂就會出來。最有代表性的,有這樣一首廣告歌,讓全上海人都非常喜歡。
力波啤酒廣告歌
它是力波啤酒的一個廣告,是用普通話唱的。《喜歡上海的理由》,首先是一首廣告歌,在那時廣告的意味不是那么重,后來變成“上海之歌”以后,它的廣告意味更不重了。力波啤酒也因此成了上海啤酒的一個重要品牌。
這首歌之所以能代表上海是因為,從1993年到2002年,是上海非常積極向上的一個時代。我記得1993年,好像三個月就能造成一條高架,地鐵也起來了,整個城市變得非常大,經濟發展非常神速,一直朝上。我覺得,大多數上海人跟我的感覺一樣,《喜歡上海的理由》那種積極向上的感覺,真的把上海人的情緒給表達出來了。當然,迷戀港臺文化這個情形,歌里也表達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來聽一首2003年的歌。2003年,因為SARS,人們的整個狀態又不一樣。
《霞飛路87號》
Hip-hop和流行樂、搖滾樂不太一樣。流行搖滾這些東西,詞要貼合旋律走,但hip-hop里所謂旋律“beat”,和歌詞韻律的關聯度可以不像流行搖滾那么緊,那么苛刻,以前我們覺得不太能入歌的字詞,能進hip-hop歌,所以這十五年二十年來,似乎每個地方都有用自己方言演唱的rap,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旋律和歌詞相對割裂,方言就容易表達。
《霞飛路87號》中的“霞飛路”是今天淮海中路這一段。你看,已經是2003年,但它還要說“霞飛路”,歌詞還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香草米道格chocolate”,這還是回到了上海人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和1949年前所謂的“老上海風骨”。
我們接下來再聽一首。兩年以后,又出了一首上海話的歌,還是Rap。
《有啥講啥》,你會發現,兩年后完全變樣了。《我老伐爽》里全是所謂上海街頭“切口”的東西,是可能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它是rap的形式,因為rap比較能表達方言。另外講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情感,提到做盜版CD這些,也貼合了當時整個上海的情況。
我沒有選很流行的歌,只是選了幾首用上海話演唱的歌,來表達出現在上海的本地方言的歌是什么狀況。
殷漪:
傅子明的《做人難》,然后《霞飛路87號》,大家會覺得哪一種是上海話進入音樂的比較好的方式?
我想提供的看法是,第一,傅子明描述是一個青年工人對自己整個生活的牢騷和調侃,說到家庭的關系,生活的狀態,是非常當下的。《霞飛路87號》,混合了很多,上海話、英語,然后一些外來的物件,比如說巧克力,還有時空上的借用,比如說《天涯歌女》的采樣混合在一起,然后你會發覺,他說的都是過去,和他所處的2003年的時間點其實沒有很大關系。
所以我個人感覺,傅子明更朋克一點,他在談自己生活的問題。但他的問題是,在音樂或使用上海話的方式上,仍然像滑稽戲,包括戲謔、調侃的方式。所以更多人會覺得那個東西像戲曲一樣。
hip-hop在今天更多的是典型的文化消費品。通過音樂的方式,把對上海的想象、符號化的東西全部融合在一起。
我是上海人,從小在上海長大,沒有離開上海特別長時間,我是覺得,在上海整個大的社會語境下面,對上海話本身,其實是有一種壓制性的。
為什么其他地方,比如廣東或其他省份,用本地話更多?我們對上海的定位,是國際化的大都市。都市中很重要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方式”——你使用什么樣的東西,為什么使用這樣的東西。然后就出現一個問題,地域的文化和大都市文化,是有局部矛盾的。
當然,這個觀點可商榷。我知道,上海有一段時間,在各個層面、各個傳播渠道推廣普通話。意思是什么呢?大家不要說上海話了。所以我覺得,上海話音樂的發展創作,其實在大的層面上也應該考量這一塊兒。
我的個人看法,廣東歌在上海流行,其實是人們把它當成一個文化消費品,上海這樣的城市,人們習慣用一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和人、和事物打交道,經濟行為簡單粗暴有效,不用太多消耗性的東西,就像廣東話,我們聽的不是廣東話,我們聽的是一個時髦的、外來的文化符號。
墨墨:
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我們消費了很多港臺的歐美的音樂。1993年開始,中國內地自己的原創音樂起來了——當時有北京、上海、廣州三個所謂原創重鎮,北京有北京搖滾,廣州有類似香港的流行曲,上海出了一些音樂人、歌手樂隊,比如李泉、鐵玉蘭樂隊,也出了一些原創作品。幾年之后,鐵玉蘭到哪里去了?去北京了。上海這塊地方,就好像沒辦法以內容生產為標簽。
有很多很多原因。比如上海解放以后,從一個消費城市,變成一個工業城市。一旦改革開放以后,可能仍然專注在生產上。
從唱片來說,也很典型。中國唱片公司上海公司,上海聲像出版社,上海音像公司,全國三家引進音樂的最好的公司在上海。北京可能有一兩家,廣東有一兩家,上海最著名的就有三家,而且上海出的產品質量公認也是最好的。對流行音樂來說,上海變成了一個生產載體的地方,但它可能不太能支撐內容的生產。為什么不能支撐內容生產?是因為我們覺得40多年以來,把每個城市定位得非常清楚了,比如說上海就是中國的經濟和金融中心,北京就一定是文化中心。
上海也曾經提過,我們要把上海打造成文化中心。但好像缺把力,沒辦法跟北京比。我自己的切身體會是,比如說,十幾年前,有一個樂隊,想要做一個交流會,在北京辦一場,在上海辦一場。我們在上海到處找場地,找到的就算是認識的朋友,開口第一句話都是“我們場租多少,設備多少錢”。而北京那邊則是當天就找到了場地,場地說:哥們來吧,不要錢,你們做吧。
這些樂隊、這些歌手在上海,你要為每一餐考慮好,再考慮其他的。“今天我中飯在哪里?晚飯在哪里?”吃飯先要想好。但在北京,真的可以混,這邊混一餐中飯,再混一餐晚餐,不會有餓肚子的問題,就可以考慮創作。這就是城市的所謂文化底蘊的現實體現吧。
還有就是,比如上海酒吧或CLUB,放碟成本很低,干嗎要請樂隊。而在北京后海,這家酒吧和那家酒吧可能就隔著很薄一堵墻,這家酒吧的樂隊在墻的這邊唱,那家酒吧的樂隊在墻那邊唱,兩邊觀眾甚至可能都能聽到隔壁的音樂但照樣可以其樂融融,就這樣,后海的一百家酒吧養活了一百個音樂人。這是在上海無法想象的。上海的酒吧老板會對音樂人或樂隊說,你們不要來了,我放張碟就OK,里面的音樂還更符合上海人的審美品味呢。
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我覺得城市功能的轉變使得,中國的流行文化生產中心,一個轉到北京,一個轉到長沙——對,湖南衛視,因為今天音樂已經成為綜藝節目的下游。上海有嗎?迄今為止上海的電視臺做的幾個音樂類節目很失敗。
另一個就是“身體參與度”。如果各位今天想聽一首歌,拿起手機點開蝦米、QQ音樂或網易云音樂,直接聽就可以了。這個時候,你聽音樂的身體參與度很低,你躺在被窩里都可以聽,你的微信運動都沒有步數,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音樂也不需要錢,不需要通過你的勞動換來音樂。還有,我們以前買引進版的唱片總擔心時間差的問題,這也很消耗體力,現在的情況是,一張專輯定在今天八點鐘上線,大家八點零一分一定都能聽到了,根本無需費心。
我就回想起我們那個年代消費音樂,身體的參與度非常高。比如一開始,我有印象的是這個錄音機。
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最早進口的一款錄音機,它是躺著的,只有一個喇叭,可以錄音。這是我家的第一臺錄音機。我爸想把電臺里播的介紹法國輕音樂團保爾·莫利亞樂隊的一段半小時的節目錄下來,要怎么做呢?把收音機開著,然后把這臺錄音機對著那個收音機,按下錄音鍵開始錄。但這樣除了把電臺里的聲音錄進去之外,連外界所有發出的聲音也都會錄進去。這時我爸就說,全家人一句話都不能說,呼吸都要停,不要打噴嚏,不要放屁。半小時,全家人就屏氣凝神坐在那兒等它錄完,錄出來的聲音還是不怎么樣。這樣,為了聽半小時的音樂,錄半小時的音樂,你的身體參與度是多高?
當我再大一點,買磁帶、買唱片,身體參與度也很高。當時的磁帶,六塊五到七塊九到九塊八,進口的十幾塊。如果你真想去買磁帶,要省吃儉用,早飯錢克扣下來,午飯錢克扣下來,等于拿自己的身體換這盤磁帶。當時進口和引進的品種比較少,我在電臺聽到某某歌手出了新專輯了。電臺只放主打歌,但我想聽整盤磁帶。我不知什么時候整張專輯的磁帶才能進口或引進到內地,所以只能天天去跑音像店守株待兔。當時一般情況是,國外或港臺出的專輯,內地引進可能要等半年、一年甚至兩三年時間甚至更久。算它時間差一年,那就等于那一年的時間,我天天或者每個周末都在跑音像店,這個身體參與度也是很大的。
回想起來,身體參與度高是一種樂趣。我以前一直覺得我們的音樂引進渠道比較少,現在回想起來,這句話是不對的。國外買唱片的渠道,只有一個正版唱片店,只能去買或租。國內當時雖然渠道比較少,反而催生了很多不一樣的渠道,有原版進口,有引進版,有通過各種方式帶進來的,有盜版,還有“拷帶”等等,渠道反而很多。
比如,剛才說家里有香港親戚的,從香港或國外買原版磁帶帶回來,然后通過雙卡的機器,把空白磁帶放這兒,就錄一盤一樣的。再用黑白的復印機,把外面的封面復印一下就賣。
這個是最近,我有一個朋友拍的,就是延安中路上,在茂名路和陜西路之間。這個地方在1996年之前,是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是當時唯一一家可以買國外音像制品的公司。又貴又有需求。這個鐵門旁原來是弄堂,弄堂里出現了很多賣拷帶的,就是把那些原版的磁帶錄好,在里面賣。里面賣什么外面賣什么,里面沒有的外面也有,速度也很快。
還有這個地方,是海寧路乍浦路口,這是勝利電影院。勝利電影院現在拆掉了,在白色的圍擋的墻下面是一條弄堂,這也是上海以前著名的賣拷帶的地方。
這應該是盧灣和靜安交界的地方。當時文化局來了,攤主就拎起來到馬路對面去。在勝利電影院這個地方,怎么逃避監管呢?他家在這個弄堂最里面,他把那個拷帶拿出來,用賣香煙的那種箱子,兩面一開,把磁帶一盤盤放在里面,只要有人一沖,他一合就躲到弄堂自己家里。當然,因為是非法的渠道,所以我在這里花了很多精力。
慢慢的,就有打口這個東西了。海外進來是切一個口子。這也是比較重要的兩個場地,這條弄堂里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到了世紀初,磁帶沒有打到或者CD根本沒有打到的那種,完全就和正版一樣,價錢又非常便宜。這時我們的圓盤時代就開始了。
小龍花: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2000年到杭州培訓的時候,第一次在杭州發現,竟然有沒打到的CD,沒有打到的卡帶,2001年回到上海以后,這個市場就起來了。
這個圖是我特地做了一個故事版,與以前我們看過的一個動畫片叫《魔方大廈》融合,我就是以魔方大廈的小男孩的視覺,來進入那個市場。
以前聽同學老是說大自鳴鐘廠,后來才發現當時有一個標志性的自鳴鐘。
這個地方,就是蘇州河的西康路橋旁邊。那個橋有個通道通到二樓。這幢大樓門口是宜昌路。這個是大自鳴鐘。
我當時是一個路盲,只能記住一輛公交車能到哪兒,用視覺記憶,才能找到那個市場。
這里我還是以魔方大廈主角代入。當時進入那個大市場,感覺就像進入那個大廈。大廈內部是這樣的,有很多賣電子產品的,賣五金件,甚至賣電器,都混合在一起。右邊的小男孩進入市場,感覺有好幾扇門打開,不知道該干嘛。當然,還有就是小男孩手里摸著自己的褲兜,到底能夠買多少。
當進入這樣的碟海,就發現知識儲備非常重要。左邊小男孩開始學習了,當時就有幾本刊物,《音樂天堂》,就是搖滾圣經那幾本書,從我弟那兒借來,用紅筆劃上哪些樂隊是你想要的。你要做非常多的功課,才能進到那個市場,因為信息量太龐大了,跟之前進入的市場相比,它的體量是上百倍的。你進入到市場會有一些方向,時間久了,你會知道哪幾個攤主跟你的喜好有關系。
 動畫片有幾個護士長和當時的阿姨一模一樣。兩個人一冷一熱,一個特別健談,一個特別冷漠,特點是會把所有的音樂分得非常細,加以標牌。這個是在市場其他店鋪沒有做到的,右邊這個戴眼鏡的老哥,從沒有抬頭看過我,他永遠打一個跟坦克有關的游戲,在他那里,就接觸到一些很奇怪的歐洲來的唱片。比如我知道有個廠牌,會挑選一些古典或者爵士各種門類的樂手,他可能在酒吧發現這個音樂人,就做一張唱片,有很多很奇妙的故事。
因為我家住在巨鹿路和陜西路,所以每次要去,真的要排好很多時間,做好很多心理建設。而且要帶著朋友一起,因為他認路,我就輕松一些。
當你買碟片,可能挑完是一大摞,但你的錢只能買三張,你還不能告訴老板我只能買三張唱片,就開始欣賞它的包裝,然后開始聽它里面的內容。當時提供給你兩種條件,一個是每個老板基本都有一個VCD機,你可以在那里試聽,當然還要排隊。還有一種方法就是,之后有條件,我就帶上自己的CD,然后去到店里面。
 剛才墨墨說到,有關原片打口點。后來我才知道,其實海關是沖了一下,每個碟突出來一個小包,老板還要從反面用一個很高超的方法,用鉆機鉆孔后磨邊加以處理.有些凹凸變形的部位用打火機燒一燒一掰就好了,如果有毛躁的話,因為進口唱片外面那層膜的質量非常好,可以打磨掉一層,唱片照樣可以播放。而且,根據打口的位置、打幾首歌,來評定它是A類、B類還是C類品,價格是不同的。要通過摸索才知道,你可以用什么價格買到什么品相的貨品。
我在百度地圖實景找到的是陜西路長樂路,那邊正好是兩個區的交界,徐匯區和靜安區。也有大量從自鳴鐘批貨的老哥在那里擺攤。我小時候大多數去這兩個拐彎角。當警察來整治,他們會馬上搬到馬路對面,和警察“隔海相望”,繼續做生意,警察特別氣,只能在那邊。
我一直買碟的那個老哥,是里面的老大。大家都收攤了,他可以稍微挺一會兒。那時他是所有人的中心。有些人收攤了,買主就會到他這兒挑東西。狡兔三窟,我畫了一個示意圖,是他的戰略部署。這里有個弄堂,如果他在外面,遇到不能擺攤的時候,會轉角進入弄堂里,弄堂里會停一輛自行車。第一次去的時候,會感到特別奇怪。他說,你來吧,我帶你到里面。那個自行車上面有個皮箱,他用鎖把皮箱打開,你可以在里面進行交易。
 他們居住的地方也都在這附近。這邊也是路口,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園區,還有一個小公園,原來也是一個據點。在延安路陜西路口的天橋上,他們會輪流值班,每個星期的一天在那值班,一般執勤的警車會從那兒過。后來有些人打手機聯絡提早撤攤。所以不只是唱片買賣這么簡單,其實有很多有意思的體驗。
我還保留這個老哥的名片,名片寫著進賢路,老巢是在進賢路。左邊是一個毛坯房。這個照片是我在網上找的差不多的圖片。他們家基本就是這樣一個結構。老房子的挑高非常高,所以變成一個隔層。下面就是生活,從討媳婦兒一直到有小孩。樓上是他的工作區,上萬張的碟片要用鉆機鉆掉,這個工作量也不小。
如果你進到他的老巢,基本上像下面的這張黑白圖——當然這是一家唱片店,我要舉例的是,在他碟片最多的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整面墻全是碟片,而且他說都要修,修完之后還要放到里面。所以是非常苦的、大工作量的活兒。
我還畫了一張紫色的小門。他家是有壁紙的,這個要跟他接觸十幾年,當你有這個消費力,并和他熟到一定程度時,他終于給你打開另一扇門——真的很像魔方大廈,轉轉轉又有一個寶藏。他說兄弟你來吧,你現在可以買四十塊的唱片了,我帶你到里面,那個小屋子只能坐下一個人。他把所有最好的碟全部藏在一個寶箱里。為什么呢?因為他被沖過,一沖就是十幾萬的貨。他知道市場上最高價的都是哪些貨,他把這些貨都藏在暗間里,所以這是他的秘密房間。外面完全看不出來,是跟壁紙完全融合的,里面只能坐一個人,拿個小板凳在箱子前挑碟片。
還有一個據點在徐匯區中心醫院,就是在淮海路到陜西路邊上的弄堂。他擺攤的位置基本上在這,這里蓋有一個他的藏身之所。每次找他可以去不同的地方,他會帶你到其他隱蔽場所,你可以慢慢地來挑碟。
現在的徐匯區中心醫院也變成開放綠地了。城市讓大家共享很多空間,這種私密的魔方大廈越來越少了。這是在新樂路靠近陜西路,原來是DVD店,現在賣LV包了。這批人在集中整治之后,慢慢就不行了,碟源也不行了,CD賣不動了。他們開始賣皮鞋。這屬于里面的精品店,而且連封皮都沒拆過,當時價格非常昂貴。這個小伙一直堅持到去年,然后他回到福建老家,因為他有兩個孩子要養,所以放棄了實體店。這是我最后一個能夠去實體店購買CD的場所,就是跟魔方大廈一樣,要說一個告別。
在網上的購買體驗是怎樣呢?你會看到,一個碟片店有五百頁的唱片,我原來練就的雙手翻碟用不上了。對我來說,視覺、觸感都是非常重要的。雙手翻碟片接觸還沒那么枯燥,但在網上看五百頁你會非常瘋狂。比如一張專輯,在蝦米上展現,顏色、圖片完全不一樣。包括它提供一些樂隊相關的內容。大家知道,日本盤是最好的,會詳細介紹這個樂隊所有專輯,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有很多分析文章,并且翻譯做得非常好。
2004年左右,我第一次接觸到港版,就是黃標,也是一種盜版。我不知道為什么叫港版,它基本把CD里該有的內容都翻下來了,而且取向非常專業,能找到一些相對冷門難買的碟片。
這都是一些唱片的質感。根據專輯特征,還專門用了一種特殊的油印,顯示出一點顆粒感。拿到這個實體后的感覺,和很快下載音樂不太一樣——關鍵是你還付了錢。
這是在2000年左右,我在季風書店看到的。后來查了一下,好像是一個樂隊成員策劃的,有一個系列。當時找了非常好的詩人翻譯歌詞,并配以非常好的木刻版畫。這個雜志對我影響非常大,能給人很多了解新的音樂信息的方式。
右邊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漫畫家,叫本秀康。是日本一家唱片公司的御用畫師,會給所有唱片畫封套,并畫一個漫畫故事。整個漫畫都和他喜歡的唱片有關,這種和唱片合作的雜志在日本還存活,各種音樂的項目推薦非常專業,他們的視覺印刷一樣做得非常棒。相比音像的逝去,幫助你消化的媒介的逝去,在今天是更可悲的事。以前有搖滾樂、口袋音樂這樣的雜志,來讓人了解音樂背后的一些東西,或音樂性的一些東西。但聽音樂在現在非常快速,可能就消失了很重要的一塊兒。
墨墨:
從2000年、2001年開始,大概五六年里,我每星期六都去“大自鳴鐘”。那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星期六就到大自鳴鐘“上班”。
一般貨是星期六上午,老板從家里拿到那邊去。那個時候,最好的東西就是所謂“頭箱”。所有的碟友會在星期六早上9點之前到那兒等開門。卷簾門一拉,人們像潮水一樣涌進去,把老板的紙箱拉過來,就在那兒挑,不管是什么,先拉到自己懷里來再挑,難免就會出現混亂,我看到這個我要的,你拿走的我跟你搶怎么樣子,打的頭破血流,還有偷碟的。
我星期六早上不太敢去。第一我住的遠,第二是我自認為我做不到和他們去搶這個所謂的頭箱。但我的身體參與度也是很高很高,十幾二十年下來,買拷帶,買進口版,買打口,買原盤,你會覺得花了那么多錢,花了那么多精力,身體參與度那么高,所以對音樂很尊重。最近這十幾年來,我基本沒怎么聽音樂,有的時候一張專輯,我打開蝦米一聽,前一分鐘或一分半鐘覺得不怎么好聽,那整張我就放棄不聽了,其實有很多好音樂就被忽略了。但十幾年前,你的身體參與度那么高,花了那么多錢買這盤磁帶、這盤CD,聽了感覺不是想象當中那么好聽。當時我會做什么?死也要聽完,因為我花了那么多錢,那么多心力。當時買CD,58塊錢,我聽它三遍、四遍、五遍,我要把本聽回來。那個時候你才會覺得,你聽到的音樂,其實有很多好的東西在里面。今天如果同樣一張專輯放在這兒,我可能就在第一首歌的時候就關掉了,這樣就會錯過很多。
殷漪:
剛才墨墨說的現象,其實是非常經驗性的。我想提另一個問題。
坐在下面的都是主動聽音樂的,我就在想,我們今天還是在把音樂當作作品去聽。剛才那個賣碟片的,名片上寫著“讓音樂聯系你我他”。我覺得它像一個廣告詞,但真正地點出了一個問題:音樂是不是除了聽以外還有其他的和我們連接的方式?這種所謂身體參與的交往行為,其實更值得去討論。就是大家通過音樂如何認識,如何成為朋友,如何發表自己的觀點,形成一個聆聽的共同體。
還有,我們只把音樂當作作品,把它當作一個客觀的物。于是個人審美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快速評判的依據。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跟音樂的關系,是非常簡單的、封閉式的。墨墨所抱怨的可能是,今天音樂對我們來說,只是日常生活的陪伴物,是消遣,是精神的慰藉或投射——或者,最初音樂不是這樣,可以給我們帶來的東西更多。
我仍然是這個意思,是不是只有一種和音樂連接的可能性?不把它當成音樂去“聽”,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我們談了很多歷史,很多人原來如何聽音樂。如果這些只是知識的話,可能也沒有那么重要。在今天,我覺得,我們可以探討,未來如何跟音樂產生一種新的關系。
四人談何為好聽
殷漪:

我有段時間住在虹口。聽到小區里有人在唱歌,就錄了一下。后來我發現,他們可能是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聚會。他們在家里唱歌,但把所有的窗子打開,我想這是希望別人能夠聽到這些歌聲吧。
我可能會把“好聽”這個詞替換成“有意義”。對我來說,(有意義的)是這個音樂(歌聲)和小區里聽到的環境聲,包括鳥叫的聲音,有自行車,有人走過。我會覺得,它給我更多的意義,讓我去想,為什么這些人需要這樣聚集在一起,通過歌唱的方式,度過一段共同體式的時光。同時,他們為什么要把窗打開?這些讓我覺得這件事情更加有意思。
把一個音樂當成一個作品去聽的時候,更多還是在音樂的框架里聽音樂,它是封閉式的,我們聽到更多的是語言層面的問題,如果它跳出音樂框架本身,進入更大的語境里,可能帶給你們的東西又完全不一樣。
虹口公園
從某種角度,對我來說,它不僅含有音樂這個層面的東西。剛才那個是一個私密空間,但在上海的公共空間里也有類似的活動。這是在虹口公園,他們是一點半到四點鐘演奏,中間休息25分鐘。我拍的這張照片還不是人最多的時候,人最多的時候可能有三百個人。
這個樂隊是中西混合的,有自制的樂器,還有西洋的小提琴和電子伴奏的部分。這些老年人,他們這些音樂的內容,和他們年輕時的生活經歷有關,都是偏紅歌的。把這兩個例子放在一起,又會發覺,為什么這些人要在公共領域里去做這樣一件事?如果到地鐵里去,到iapm的廣場里去,可不可能?不可能。我覺得,當我面對這些場景的時候,它所帶來的思考要比所謂的好聽更加有意義。
墨墨:
得到音樂的渠道,現在和以前比,是天上地下。以前是“我向著音樂去”,現在是“音樂朝著我來”了。現在的渠道太通暢了,前一分鐘唱片公司發行的音樂,后一分鐘大家就都拿到了。這對我來說,不是身體投入、主動追尋的東西,而是直接撲面而來的東西。幾個音樂平臺只要有版權,音樂就能聽到。
我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工作的關系,我現在可能還是必須要聽新的音樂,但大多數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基本已經不聽新的音樂了。流行音樂有個特點,主體消費群永遠是十幾歲到二十八歲的人。以我這樣的年紀,完全不在主體消費群之中。你問我用什么渠道,你問我好聽不好聽,我覺得我沒有資格來回答這些問題。你只有去問那些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流行音樂主體消費群。
但我知道,對流行音樂的審美,每一代的“主體消費群”其實都是從頭再開始,延續性并不大。“好聽”這件事就要看今天有什么樣的音樂。比如說,今天小鮮肉、小鮮花做的這些吸引流量的音樂,對今天的主體消費群來說是好聽的,是有意義的,那我們就要承認這個現實。
我有部分工作需要針對音樂寫一些評論。在2017年,我還絕對不會聽流量歌手唱的歌。但是,去年我應一些要求去寫這些流量明星的唱片。我真的去仔細聽了,吳亦凡的,張藝興的,黃子韜的,TF Boys的等等,全部仔細都聽過。
我不能說這些唱片好聽不好聽。因為我的年紀已經不耐受了,對好聽不好聽這件事不介意了,但我會聽制作怎樣、編曲怎樣。像吳亦凡新出的專輯,或者易烊千璽去年出的那兩首歌,絕對是最頂級的制作,不是說好聽不好聽,而是制作的整個氣質在里面。我在朋友圈分享了易烊千璽去年去美國錄的一首歌,有朋友馬上留言說“這不就是Justin Bieber嘛”——制作一聽就是和Justin Bieber一個等級的。這里就無關乎旋律好聽不好聽了,吳亦凡也好,張藝興也好,不要再說他們是小鮮肉,他們拿出來的東西,當你仔細尊重他的音樂的時候,能聽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吳亦凡和張藝興那兩張專輯,如果你不帶偏見去聽兩三遍,你會聽到很多很多,絕對比今天很多音樂人做的東西要好。
小龍花:
我現在也是通過音樂平臺聽音樂。我聽的一個東西就是電臺。首先我自己不輸出音樂,還是保持自己是一個音樂愛好者。對我來說,音樂還是有幾個功能的。但現在還是在挖掘音樂,我會從這里面聽到找到一些特別喜歡的,還是會從網上買他們的CD。
我有幾個朋友還做了一個叫西海之聲,北京的,我做作品的時候就聽,我也認識他們,就有更多好玩兒的。我覺得,電臺在今天是非常好玩的東西。如果有滑稽戲電臺就非常好了。
像掘火,他們的流量也非常小,就幾百幾千。可能這比較偏搖滾一點,但會有很多很好玩的選題。比如俄羅斯音樂、蒙古現代音樂,還有電子樂的梳理。我記得有些特別好玩的,就是從俄羅斯開始,選了一條鐵路,把所有經過的國家某一時期的音樂串聯起來,還能跟你講很多東西,歷史等等。
楊寧:
其實我也是在上面寫一些非常偏門的東西。我本身會聽一些比較現當代的東西,還有一塊兒就是中國的作曲家。這兩塊兒東西,你必須窮盡一切渠道找資料。在一些比較主流的平臺上,這些可能只有一點點,或者干脆就沒有了。
西方現當代音樂,歐洲比較有政府支持或比較有錢的唱片公司,可能會發一點。一些專注于古典現當代音樂的廠牌會發一些作品。中國作曲家,我盡可能去找,不會去找所有的東西。比如,人民音樂出版社和湖南文藝出版社,他們會出很多作曲家的作品,是一種譜子。里面帶張碟的作品錄音,有些有,有些沒有,有些錄得還可以,有些錄得非常差,手機錄的都有。在有總譜之前,只能說碰到什么算什么,其實是一個很不成體系的東西。
還可以回溯一點,在錄唱片還賺錢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拿索斯——第一家做古典音樂廉價唱片的公司,它采用二三線的藝術家、樂團的藝人,這樣唱片價格就可以比較低。拿索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香港會請一些大陸的樂團,比如說藝術家、指揮家,做一些現當代的中國作品。比如說曹鵬老先生已經95歲了,他那時帶他的上海交響樂團在拿索斯錄過很多很多。有的已經絕版了,一般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我們經常收來的。
在古典音樂這一塊兒,如果按照比較大路的思路,去聽知名的藝人、知名的樂團,那是相對比較完整的商業體系,比如幾大唱片公司,像環球,環球旗下有DG,會比較強勢去推一些新的、舊的藝人。整個操作方式可能和流行音樂差不多,可能演的是同樣的、經典的作品,但會強調說,你這個人演的和上一個人演的,每代人可能會有點不同。他們所謂的追求音樂的新鮮感主要是在這一塊兒,我不是太追求這些東西。
所以,我所追求的那些,比如現當代比較偏門的,就真的只能是慢慢來了。比如油管是很大的渠道。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就是朋友。我這兩年作為聽者,也是在拓展,會拓展到之前不太聽的,像hip-pop這樣的一些東西。朋友的作用會很重,他們會給我推薦,對我來說差不多就是這樣。
責任編輯:吳英燕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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